研究的设计和实施是基于我们用于推理和观测的构思模型或参考框架建立起来的。这些构思模型或框架（信念体系）被称作为范式。范式一词最早由托马斯·库恩（1962）提出，在其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检验了自然科学的历史，相似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地，不同的人会通过不同的角度理解相同的社会现象，这将束缚他们的思考及推论过程。例如，就政府在公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保守党和自由党意见窘异，因此两党对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亦各持己见。比如，保守党可能认为降低税收能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并增加消费，从而扩大业务及就业规模，因此能更好地刺激疲软的经济。相对而言，自由党可能认为政府应更多地直接投资就业项目，如增加在社会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雇员。同样地，西方社会重视个人权利，如隐私权、自由言论权及挟带武器的权利，而亚洲社会则倾向于平衡个人权利与家庭、组织及政府的权利，因此这些国家的政策便少了许多个人主义色彩。这种看法上的差异导致西方人士批判亚洲政府侵犯人权，而亚洲政府亦批判西方社会的自私、贪婪、高犯罪率及个人崇拜。我们的个人范式就像有色眼镜，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研究世界的方法及我们构造思想及观察的方法。
范式由于是隐晦的、假设性的及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因此通常难以识别。然而，对于范式的识别是调和不同的人对相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不同看法的关键。例如，为何自由党认为提高中学教育水平的最好方法是聘请更多教师，而保守党认为教育私有化（学券制）更为有效？这是因为保守党更信任竞争市场（即学校针对教育经费的自由竞争），而自由党更信任劳动力（即更多的教师及学校）。同样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若想了解为何某项技术在一个组织中成功实施，却在另一个组织中一败涂地，那么透过理性视角去观察世界的研究者从技术不合适或者与使用环境不符等角度提供理性的解释；透过社会视角解决同一问题的研究者则可能试图认为社会缺失（例如使用者培训不当或缺乏管理支持）是主要原因；而透过政治视角观察的研究者则将发掘出影响技术实施的组织政策问题。因此，各自的范式将限制研究者所测量的概念、观察以及对问题的解释。然而，鉴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上范式均具一定程度的正确性，而对问题的全面理解则应采用多种范式。
目前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广泛使用的两大范式是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基于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的相关成果，实证主义是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主要科学范式。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或知识创造应严格限制于可观察及测量的范围，并仅仅依赖于可直接检验的理论。尽管实证主义的初衷是区分科学与宗教（宗教的概念难以客观地衡量），实证主义导致了对经验主义的盲目信仰，认为观察和测量是科学研究的核心，并拒绝任何可观测事实以外的尝试或推理。例如，由于人类思想及情绪无法直接进行测量，因此这些并不被认为是心理学中的正当议题。实证主义的弊端导致了后实证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发展。后实证主义认为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的结合可以得出合理的推论。后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并非确定的，而是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并试图通过探索这些偶然性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后实证主义学派进一步分为通过主观思想而非客观现实观察世界的主观主义，和认为外界事实独立于个人的思想，并无法被认知的批判现实主义。
伯勒尔和摩根（1979）在《社会学范式和组织分析》一书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待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的哲学假设：本体论及认识论。本体论指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假设（即世界是否主要由社会秩序或持续变化构成）。而认识论指我们研究世界的最好方法的假设（即我们是否应使用客观或主观的方法研究社会事实）。通过使用以上两种假设，我们能够将社会科学研究归类为以下四种（见图表 3.1）。
若研究者认为世界主要由社会秩序组成（本体论），试图研究秩序化事件或行为的模式，并认为客观方法（认识论）由于可以独立于进行观察及推断的人士（例如通过实地调查等标准化数据采集工具），因而是研究世界的最好途径，那么他们所采用的范式即为功能主义范式。然而，若研究者相信研究社会秩序的最好办法是参与人员的主观解释（即通过访问不同的参与者并根据研究人员的主观看法对答复差异进行调和），那么他们所采用的范式即为诠释主义范式。若研究者相信世界由急剧变革所构成，并试图通过客观方法对这种变革进行理解，那么他们所采用的是激进结构主义范式。若研究者通过参与人员的主观解释对社会变革加以解释，那么他们所采用的则是激进人本主义范式。
与自然科学类似，大部分的社会科学研究采用功能主义范式。功能主义者认为研究社会秩序或模式可以通过其功能模块来予以理解，因此试图通过将问题进行分块，并使用客观方法（例如调查法及实验法）具体研究一个或多个问题来解释社会问题。然而，由于后实证主义的崛起，为数不多却不断增加的研究者试图通过使用主观方法（例如采访及种族研究）来理解社会问题。激进人本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科学家主要关注的是理解具有推广性的行为、事件或现象，而不是与众不同的或不断变革的事件。然而，如果你打算研究社会变革，比如在中东国家为何有不断兴起的民主运动，或者为何民主运动在埃及成功了，在利比亚用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成功，而在叙利亚至今尚未成功，那么激进人本主义是研究这类问题的正确途径。社会和组织现象主要由秩序和变革两个因素所构成。比如，组织成功依赖于清晰定义且正式化的商业过程、工作流程和职业责任，同时也受到了由商业环境下的竞争者、竞争产品、供应商和客户基础所引发的持续变革的限制。因此，对于社会现象（如为什么一些组织比另一些更加成功）的全面理解需要在研究中使用多种范式。
- 10296 reads
